大隱
2014年春夏之交，一本名為《一代大儒》的新書以與它的名字迥然的方式於大陸低調面世，在出版者組織的一次私人餐敘中，記者偶遇臺灣著名易學專家劉君祖先生，從他那裡第一次聽到了“毓鋆”這個名字，於是，一次關於一個隱者的考古發掘式的文化溯往就此開始。
通過劉君祖先生的指引，記者幸運地尋訪到蔣勳、簡媜等毓門弟子，同時驚異地發現了自己不可容忍的孤陋：一位和梁漱溟一樣跨越世紀的思想巨擘，竟然長期成為我們心靈史上的失蹤者，他的浮世傳奇，他的文化背影，他的人格魅力，雖朝花夕拾，依然絢爛豁人眼目。
毓鋆，系出清朝貴胄，師承羅振玉、康有為、王國維等國學宗師，十三歲熟背十三經，讀書一百年，授課六十載，103歲仍登壇開講，門下弟子萬餘人。
他最不喜閒居，看不上悠然南山的魏晉風度，更願意大隱隱於市，他在地下室創立的私塾書院，不論存續時間抑或門人數量均是近代以來少有的文化景觀——他就是愛新覺羅·毓鋆，按照他的自況，“我是活得最久的儒家人物。”
“一身象牙白中式衣著，長鬍鬚，戴黑框眼鏡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——古人！”
作家簡媜這樣回憶著她第一次去書院見毓老的情形，“不尋常的安靜，忽然，清喉嚨的聲音從後邊兒傳來，一轉頭，好大的身影逼近眼前，一身象牙白中式衣著，長鬍鬚，戴黑框眼鏡，我的第一個念頭是——古人！頓時心生時空錯置之感，不知身在何代。”
書院開在城市裡的一處地下室，老師的大講桌鋪著黃皮塑膠布，桌後有一張太師椅，椅後有一方黑板，西側書一副對聯：以夏學奧質，尋拯世真文。
這裡能容納近百人，多時湧進過二百五十餘人，每人僅坐一小圓鐵板凳，“空氣不流通的課室悶熱難當，寫筆記時手腕粘著紙，前後左右的同學的汗味和著自己的，形成一陣陣餿浪，幾度讓我欲昏厥而倒下，總希望有人受不了這種環境的酷刑而翹課，好讓我寬坐些，沒想到每次人都一樣多，貌似打死不退……”按照簡媜的追憶，老師講課，沒有任何道具，只端坐椅上，全憑口說，“他聲如洪鐘，抑揚頓挫之間喚出一個文明古國，朝代更迭，興亡一瞬，盡在那時而高亢時而低回的聲音裡。一部《論語》，經他詮釋、延伸、驗證，宛如中國讀書人的聖經，他有著神奇的力量，鎮住了滿室年輕毛躁的心，言談間，連我一個女孩子也慨然有了澄清天下之志，他就像一塊烙鐵，給了每個坐進書院的學子一個君子印記。”
著名藝術學者蔣勳也曾受業於毓老，他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率性。一次過年的時候，大家來給老師拜年，有位師兄特意穿了長袍來，反被老師當面說了一頓，“年紀輕輕，穿什麼長袍，學我啊，我是在給祖宗守制。”
說來也耐人尋味，毓老最初的弟子竟是一群來自歐美精英學府的博士研究生，學成的他們幾乎涵蓋了整個西方漢學界。儘管這些洋弟子每個日後都身家顯赫，可畢業時老師的推薦函卻不事美言，給著名漢學家班大為的評語是“初解大義，略窺微言”，給後來的易學專家夏含夷的推薦言是“略窺大易之玄門”。
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曾跟毓老研讀《老子》，他當時的經歷很像是現代版的《世說新語》裡的場景——
毓老問夏有沒有準備，夏回說準備了，老師就讓夏念《老子》第一章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”，老師聽後大聲問：“什麼意思？”
“對不起老師，我不很清楚是什麼意思。”
“你不清楚？好，我告訴你，‘道，可道，非常道’的意思是‘道（大聲，後面停止了兩三秒）——可（聲音拉得很長）——道（又是大聲），非（又拉得很長）——常道！懂了嗎？”
“對不起老師，還是不清楚。”
“還是不清楚？好，那我給你講白話文，意思就是‘道可道非常道’（說得特別快），懂了嗎？”
“對不起老師，還有一點不清楚。”
“還不清楚。好。我再給你說一遍。‘道可道’的意思就是‘道（大聲）可（強調第三聲調）道（強調第四聲調）’，‘非常道’的意思是‘非常（非常連在一起說）——道（又強調第四聲）’。懂了嗎？”
夏含夷和毓老就這樣一問一答反復了十幾分鐘，夏忽然有所領悟……這不是魏晉式的清談公案，而是最傳統的初級中式教讀法。所謂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，毓老認為讀典籍不可從注解入手，初學者如果言必稱朱注、程注者，難免讀成學奴。
毓老創建的私塾書院持續半個世紀，弟子萬餘人。近代以來馬一浮創辦的複性書院、梁漱溟創辦的勉仁書院深富影響，但都只是短暫存續，而毓老一門不論存續時間抑或弟子數量堪稱近代以來所僅見。毓老幾乎是在憑一己之力延續著數度沉浮的中國書院傳統。
“講玄學的都是混飯吃的騙子，從五四起，就有人拿中國文化換麵包吃。”
在學術秉承上旗幟鮮明，而於闡釋講解中毓老又兼蓄融通，他的學生、著名漢學家魏斐德曾回憶說，“老師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裡教導我們古典中文的學者。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，老師全憑著自己對以往所受教育的記憶和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，然而我卻發現，當我們爭辯於某些細微的觀點時，他卻不僅能引用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論點，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節的爭議和真實性，我認為在此時，他開始有意地展現出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。”
他說中國即中道之國，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，中庸就是用中，所有宗教都有末世，只有中國思想沒有末世，中國文化生生不息，是永恆。
毓老講孔學，常常以經書入門，“以經解經，不是空想臆說”。他認為，中國歷代的注解，從秦始皇到清朝，都不敢把真經義講出來，所有教育都是愚民之言，幾千年來講學術都是奉旨行事，“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”“人人皆可為堯舜，有為者亦若是”，這是中國人最偉大的思想，歷代儒丐、奴儒在帝制時代都不敢明言。
“儒，專為‘人’之所‘需’，儒家都是為別人活的。”他特別反對不切實際之學，“中國思想都是實學，講玄學的都是混飯吃的騙子，從五四起，就有人拿中國文化換麵包吃，文化精神與文化使命都沒有了，貌似知曉很多，但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，這是中國學術敗壞的開始。”
毓老曾撰寫過多部著作，後來悉數焚毀，“中國學問是解決問題，不是寫一本書教後人研究，我為何不寫書？中國文化沒有古今、新舊，只有先後，看你能不能做到先時，古人的智慧，講就夠了，思想還有新舊之分？會用，都是新的，不會用，都是舊的，講學不是為了留一本書，而是我們能從書中得到新的智慧。有用之物卻無用，在於不思。讀書多少不重要，智慧多才有用，講道容易行道難，做事容易成事難！”
“古今之爭，到最後不是爭學問，而是爭學閥。我們不要成學派，要承學派。”他說孔子是述而不作，自己則是尋而不作，終身在尋拯世之真文。
毓老說過，“十三經注疏但存《公羊》可讀。”他講學60年，《春秋》成為書院必開的課程，但毓老所授的《春秋》為《公羊春秋》，在他看來，二十五史即盜統，“古書中有一部分盜統，亦有一部分道統。”
基於公羊大義，論及《孝經》中著名的“夫孝，始於事親，忠於事君，終於立身”一句時，毓老認為“忠於事君”一語為漢儒所加，“蓋皇帝皆惡其害己而去其籍，故奴儒將亂制摻入經義。”又講到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的“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”，毓老極為認同孟子，“忠於國家民族，不忠於一人，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，如是方明宣聖思想。”
於民國人物中毓老獨推崇孫中山，原因是自堯舜講禪讓，可禹後德衰，遂出現家天下的亂制，唯有孫中山能撥亂反正、大公無私，堪稱堯舜以後第一人。
毓老不僅以經解經，更不排斥以佛教、基督教經典詮釋中國經典，比如談及“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他言道，“如果說沒有欲望，那就是偽君子，人皆有欲，‘不惑’就是不惑於欲，如果說你不貪污，但並非無欲，你可能是好於‘好名聲’的欲，如何不惑知天命？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謂‘不著相而生其心’，‘無所住而生其心’，這才是知天命。”講到孟子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他則援引《聖經》的話，“進天國的必得要像小孩”，之所以毓老如此博徵旁引，並非不諳章句訓詁，實在是源自他更重視經世致用，自然不斤斤計較於考據了。
“長壽的秘藥偏方，只是四個字——問心無愧。”
1927年，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，毓老聞訊，以為是遭歹人暗算，遂腰挎雙槍前往頤和園，確認先生自殺事實後深思道：“讀書著作與行事，和則智，分則愚。”
毓老常引用莊子的話，“嗜欲深，天機淺。”他說養生的首要是正心誠意。
他特別重視飲食，“最難的就是口欲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”他自己過的是“原始人”的生活，“沒蟲子的青菜不吃，洋玩意兒不吃，沒燒開的水不喝。”他每天都要散步，在巷弄間走上兩個小時，前一個小時必定用腳尖走路。四書五經都背在腦子裡了，散步時再一一默誦。
毓老九十八歲時，一日身體不適，但仍開門授課，上台來開頭便說：“看破世情驚破膽，萬般不與政事同。政治現實，好像一陣風，但是你有風可以刮動別人嗎？你們必得要守人格、愛臺灣。中國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，半點迷信沒有，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，現在講中國學問的全無學術生命！”忽又停住慷慨語調，問：“你們看我今天精不精神？上個禮拜上吐下瀉，到今天才開始吃硬饅頭，就來給你們上課。”忽又語調變高，正聲道：“你們必得要鍛煉自己、必得要成材、為這塊土地謀點幸福，才不愧為文人，什麼是文人？古曰文人，今曰政治家，經天緯地謂之文！”然後又鬆緩語氣說：“你們看我這麼精神，像生病嗎？我每天晚上還得跑跑臺灣問題。”接著，毓老便氣足勢壯地講起《易經》了，氣定神閑，一派澄明。
曾有弟子問他長壽的秘藥偏方，他回答說：“只是四個字——問心無愧。”
毓老身份證上的正式姓名，是他當年恩人的名字
孔子說，“孝悌也者，其為人之本歟！本立而道生。”
區區一行字，毓老卻用一生勉力踐行。
他曾對人說過，此生對不起母親和妻子。
抗戰勝利後，審理滿洲國戰犯，清朝皇族中只有毓老不是漢奸，而國共內戰，國民黨節節敗退，蔣介石開始運走黃金、國寶及人才，毓老也被點名。但毓老母親不願赴台，毓老只好讓夫人陪伴母親，未料一離便是家人永別。
毓老生平不著文字，現在唯一可以找到的他留下的幾百文字都是寫給母親的。母親信佛，故去後，自言是儒家人物的毓老為孝親而禮佛，發願十年內手繪千幅觀音菩薩像。
已是七十高齡的毓老，三天就要完成一幅觀音大士像的繪製，他說：“我畫畫是修頤和園的畫工教的，只要夜裡睡不著覺，就起來畫觀音。”就這樣，在母親百壽時，八十歲的毓老繪得千幅觀音像，把功德回向雙親。
毓老的妻子是蒙古格格，自幼兩人訂婚。毓老赴台時正值壯年，可他月印千水，為妻獨守後半生。他說，妻子是蒙古族女孩，性格剛烈不會再嫁的，所以他也不會再娶。
在課堂上，他破例談到過男女之愛，“下班回家，想到另一半，會不由自主笑出來，這就是恩愛夫妻。”不少弟子都聽老師不止一遍地背誦過一段駢文，那是兩岸往來後妻子寫來的一封信：“倚門閭而望穿雲樹，履林海而恨滿關山；兩地相思一言難盡，花蔭竹影滿地離愁；獨對孤燈，一天別恨。月夜，雨夜，無事夜；飯時，眠時，黃昏時；此六時滋味不可言傳。”1990年，留日弟子來信，起語便是“驚聞師母仙逝……”，毓老傾時淚流滿面。晚年的他盡焚所書紙稿，倖存的三張夾在書裡的紙頭，赫然是寫給亡妻的四首詩。
老人生前特別囑託，往生時要給他穿上一件保存多年的藍布袍。
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時候，暗地裡身為抗日分子的毓老被日本特務發覺追捕，亡命途中躲入一處民宅，主人二話不說和他互換了衣袍，還把身份證也給了毓老，幫他躲過一劫。毓老一生都帶著那件藍布袍。
在毓老的公祭禮上，馬英九發來褒揚令，參加追悼儀式的弟子們第一次聽到一個陌生的名字：劉柱林，這是毓老來台六十四年間，身份證上登記的正式名姓，而“劉柱林”，正是他當年恩人的名字。
“毓老”是誰
民間講學六十多年、被譽為經學宗師的傳奇人物愛新覺羅·毓鋆，1906年生，2011年於臺灣辭世。
被尊稱為“毓老”的他，一生的故事曲折傳奇。他出身清朝皇族，曾在滿洲國當官、被蔣中正軟禁，後半生在台講學。他的私塾“奉元書院”，學生數萬人計，從易學大師劉君祖，文壇的蔣勳、簡媜到政界如江丙坤、商界如溫世仁，以及海外的諸多漢學家等，都是他的學生。
他幼時曾在宮中受業於陳寶琛、王國維等名儒，後留學日本、德國。一九四七年到臺灣後，先在台東原住民部落講課，不久任教於文化大學等校，後來在臺北家中自辦私塾講學，直到將近百歲仍聲如洪鐘，教學不輟，在臺灣中文學界無人不曉，被尊為臺灣絕無僅有的中國文化傳人。
他在大陸有家庭，來台六十年都獨身未婚，與義子一家人同住。他去世後馬英九特別頒佈褒揚令稱：“綜其生平，流風德澤，見淑世牖民之深衷；紹統延緒，成中華文化之薪傳，學海津梁，貽範永馨。”
註：為閱讀方便，文章略做編排，並改選賢「興」能為選賢「與」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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